“Desatorador”项目始于1990年，结束于2020年，由三项活动组成，中间穿插着两个十五年的休止期。其表演性在于一种极简仪式，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家庭卫生习惯的意识，从而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中唤起一种道德净化。

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，我带着卫生疏通装置（它是表演的中间工具，它阐明了表演）穿过大都市利马，用它吸吮我的乳房（公民身份）、父系住宅（2020 年）以及代表国家权力、部门控制和行政实体、金融、工业、商业、服务、媒体和文化公司、行业协会、政治和非政府组织、教堂、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以及执法部门的建筑外墙。

连续数日行走的努力、敞开胸怀、不断重复的动作，凸显了每一代普通公民，从自己的家庭到权力的最高层，在国家政治和公民文化中所承担的责任。

面对着展现社会、文化和政治疏通的雄辩，路人之间可能产生的共谋感，或许会浮现出一丝共通的痕迹，无论多么微弱。此外，也存在着不幸的象征化风险，即公民在将诸如欠发达、不平等、无能、困境、腐败等等问题归咎于他人时，可能疏离于公众的参与。在共通与指责之间的张力中，疏通行为的每一步、每一站都蕴含着绩效与不幸之间的斗争。而戏剧性也正在于此。

另一方面，不活动的时期会融入某种历史性的公民惰性，这使得每一次活动都成为跨代人的重新尝试，通过某种方式来颠覆我们政治社会的失败。